2019-07-06
古人怎样看待亲亲相隐?亲亲相隐是不是犯罪行为?

到了司马睿(晋元帝)时代,卫展给皇帝建议,鞭打儿子给父母作证和拷打父母给儿子作证,都是违反伦理的行为,应该废止。

规矩礼仪始终是国人讲究的东西。比如我们说的“亲亲相隐”。天下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父子、祖孙、夫妻、兄弟姊妹。“亲亲相隐”指的就是这种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不互相告发举证。在孔子那里,人性和亲情是谁都绕不开的东西。

原标题:古人怎样看待亲亲相隐?亲亲相隐是不是犯罪行为?

元代甚至出现了惩罚违背“亲亲相隐”规矩的具体措施。比如妻子不隐瞒丈夫罪行,就要被判鞭笞四十下。

人都是肉身,始终都要走在情感和法理的轨道上。“大义灭亲”不是排斥“亲亲相隐”,“亲亲相隐”更不是拒绝“大义灭亲。”比如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不出庭作证,其实也是对“亲亲相隐”原则的一个秉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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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就秉持孔子的理念。在《孟子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。学生问孟子,舜贵为天子,皋陶是当时的执法者,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人,皋陶能不能严格执法?孟子回答自己的学生,先把瞽瞍抓了。然后偷偷背着父亲瞽瞍逃跑。

人间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父母与子女,一个不偏爱子女的父母和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子女都缺乏人性。在孔子看来,亲情是浓得化不开的东西,儿子不忍心看到父亲领刑和父亲不忍心看到儿子受刑一样,这是人的本性。

古往今来,最具有穿越感的人物就是孔子了。

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记载了孔子和叶公的一段谈话。叶公告诉孔子,我的国家有一个很是直率,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,这个人揭发了父亲。听到这件事情,孔子说,我们国家的情况和你说的不大一样,父亲要隐匿袒护儿子,同样儿子要隐匿袒护父亲。这就是孔子的著名论断: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。”在叶公看来,为人要“直”,这个“直”指的是真实率真。而在孔子眼里,“直”指的是人要遵守一定的规矩,这个规矩就是各种亲情关系必须相亲相隐,符合伦理。

孔子的这个论断逐步发展成了“亲亲相隐”,也就是对隐瞒直系亲属违法的行为,不予治罪。

公元前70年(本始四年),汉宣帝刘询下诏明确,“父子之亲,夫妇之道,天性也。”规定长辈庇护晚辈,除非晚辈犯死罪(特殊赦免要由皇帝批准),别的包庇罪都可以赦免;如果晚辈窝藏长辈,不管长辈饭了什么罪,都不负有刑责。诏令还明确了豁免范围——父母与子女、祖父母与孙子、夫与妻等近亲关系。

清代《大清律例•名例律》规定,岳父母与女婿、公婆与儿媳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、奴婢、雇工与家长也必须相互隐瞒对方的罪行。

唐代更是拓展了“亲亲相隐”的范围。“同居相为隐”,将容隐范围由直系三代血亲、夫妻关系扩大到同财共居之人。外祖父、外孙、孙、媳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,都可以相互容隐犯罪,奴婢下人可以为主人隐罪。如果是旁系亲属(姑侄、叔侄等)互隐,就要对常规意义上的包庇罪(窝藏罪)减三等量刑。那时候,既可以隐护亲属的同案犯,也可以给犯罪的直系亲属通风报信。倘若对嫌犯亲人刑讯逼供,那么就必须释放罪犯。更有味道的是,如果捉奸,发现通奸的是亲属,那也不能告发。

这时候,“亲亲相隐”制度第一次走进了法律之中。

在这方面,宋代理学家朱熹很是推崇孔子的观点,他认为“父子相隐,天理人情之至也。”

在孔子之后,亲情人性约束日趋刚性。亲亲相隐、亲亲互隐、亲亲必隐成为基本规矩。不这么做就违背了伦理。比如在梁武帝时代,一个儿子作证母亲犯了死罪。法官虞僧虬很是生气,生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?判他流放。

尽管在秦始皇、武则天、朱棣时代,律令逼得人不得不抛弃亲情。

在汉武帝时期,儒家思想的坚定推行者董仲舒提出“春秋决狱”的法制手段。他依据儒家经典给当时的执法者提供了治罪路径——由于《春秋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,所以父子间相互隐匿是合情合理的,不应算作违法行为。